AG8九游会数据显示，在中国，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人民币68万元，约等于12万7112新元。

　　这是中国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等人昨天（2月21日）在《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》发布的最新数据。

　　报告把养育成本分为0-17岁、大学四年这两个阶段AG8九游会。在中国0-17岁的阶段，全国平均养育成本为53.8万人民币。

　　而大学四年的养育成本估算为14.2万人民币，两者合计，0岁至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中国全国平均为68万零312元人民币。

　　当然，养育成本有城镇和农村的差别。城镇0-17岁孩子平均养育成本为66万6699元人民币，农村则为36万4868元人民币，几乎是城镇的一半。

　　除了城镇和农村差别，还有地区差别。养育0-17岁孩子，中国全国平均是53.8万，最高的是上海，101万；最低的是西藏，34.9万。

　　如果按家庭收入，那么，收入最高的20%家庭，0-17岁孩子养育成本为131.5万人民币，最低的20%家庭则为12.6万人民币，两者差距十倍。

　　根据D&S的估算，在新加坡把孩子从婴儿养育到18岁，成本是22万7750新元，约等于人民币122万元。

　　D&S的估算是，从妊娠至出生，总共花费1万新元左右；出生到四岁，每年1万3640新元，小计5万4560新元；5-6岁幼儿园，每年6600新元，小计1万3200新元；小学至高中/初级学院，每年9500新元，小计11万4400新元；合计19万1760新元，加上保险、旅游等费用，至少得22万7760新元。

　　在新加坡，孕检和婴儿出生的费用，由于公立和私立医院存在差别，因此费用介于5000新元至1万5000新元之间。

　　根据D&S网站统计，在公立的竹脚妇幼医院，A级病房顺产费用大约5110新元；如果在私立的Mount Alvernia医院，剖腹产费用为1万2415新元左右。

　　新加坡公民享有政府提供的“婴儿花红”，介于1万1000新元至1万3000新元，分6.5年分批拨出，可以缓解一部分成本压力。

　　另，产妇享有16周带薪产假，婴儿父亲可以享有2-4周带薪产假，以每周2500新元为限AG8九游会。

　　非消耗品包括婴儿车、婴儿篮、轿车婴儿座椅、衣服、婴儿床、奶瓶、玩具等，大约1800新元。

　　托儿服务分三类，一类是女佣，每月大约1000新元，一类是专职保姆，每月大约1500新元至1800新元，一类是托儿所，每月720新元。

　　假设父母把婴幼儿送去托儿所，每月720新元，加上消耗品和非消耗品，每年的成嫩大约是1万3640新元。

　　假设每周给孩子零用钱25新元，加上每月生活成本400新元，加上补习、兴趣班等等，每月至少要750新元。

　　如果加上每年1000新元保险保费、每年1000新元简单出国旅行、每年500新元新加坡境内游玩、每年500新元家庭庆祝生日等活动费用，那么，0-18岁一共出现22万7760新元费用，约等于122万人民币。

　　注意哈，这是2023年估算的成本。现如今物价腾飞，出个国，其他的不说，就机票都不止1000新元了，哪是人均1000新元可以搞定的？除非是去马来西亚过个周末……

　　假设孩子进本地大学，NUS、NTU、SMU、SIT、SUSS、SUDT，每年学费介于9000-13000新元，医科、牙科等超高学费的不计。

　　加上宿舍费用，每年7000多，以及生活费，本科生一年得2.2万至2.7万新元左右。

　　那么，四年下来，平均得10万新元；加上0-18岁的22.8万，一共需要32.8万新元，约等于176万人民币。

　　这个就比较吃力了。相比之下，中国平均0岁至本科毕业，养育成本为68万人民币，即便是最高20%的家庭，养育成本是146万人民币。

　　等于说，新加坡养育成本是中国平均成本的2.6倍。即便跟中国20%高收入家庭相比，也是1.2倍！

　　唯一的欣慰是，新加坡经济尚可。根据数据，2023年人均GDP虽从2022年的12万1914新元降至11万3779新元，降幅为6.7%，但养育孩子到本科毕业的成本仍维持在人均GDP的2倍左右，勉强还可以应付。

　　还有一组数据很重要。去年，新加坡经济增长虽不佳，但仍维持正面增长。从个人层面看，无论是收入、可支配收入、个人消费、个人储蓄都是正数增长。

　　本地居民生育率低是个大问题。人们生得少，因此，尽管养育成本高，但是绝对数还是可以应付；正因为尚可应付，因此，个人还“快乐”着，但，对社会和国家来说，生得少是个大问题，所以，社会和国家还是感觉很痛。

　　从2013年至2017年的五年间，新加坡公民每年新生儿平均3万2700人；但是，到了2018年至2022年，下降为平均3万1800人。

　　对国家和社会来说，生育率低会出现几个大问题。首先，是劳动力减少；其次，由于人口基数降低，人才愈发难得；再次，社会老龄化加剧，年轻人负担愈发加重，愈发不愿意生育，形成恶性循环。

　　提高生育率是新加坡政府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无解的难题。一个办法当然是降低养育成本，比如发各种津贴，包括俗称“婴儿花红”的现金补贴，头胎可得2万4000新元，第二胎可得2万7000新元，之后分别是3万1000新元、3万7000新元。

　　但是，收效不好。毕竟，除了养育成本，人们不愿生育的原因还包括受良好教育的妇女更加专注事业发展、人们逐渐重视个人多于家庭，不再视“无后”为大问题。

　　不仅新加坡，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遇到同个难题。例如日本，截至2022年10月1日，日本人口总数跌破1.25亿人，连续12年下降，反映了极端的少子老龄化发展趋势。舆论认为，随着出生率下降、人口老龄化，日本将面临经济和安全的巨大挑战，包括劳动力萎缩、医疗和社会保障系统财政负担加重等等。

　　还有一个例子是韩国，晚婚、不婚现象增多，人口老龄化严重。按人口趋势估算AG8九游会，50年后韩国总人口将跌至约3620万，其中近半数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，届时韩国将进入超老龄化社会。